第122章 丈量土地
第122章丈量土地
如今的朱由校，恐怕是大明历史上，除了太祖成祖外，刚登基时，权力最大的皇帝了。
后宫一没皇后，二没太后，仅有的郑贵妃，还是个不受朝臣待见的。
而前廷，同嘉靖相比，杨廷和以拥立之功，聚集了一大批文官，和想要一展心中抱负的嘉靖对着干。虽然嘉靖最终处理了杨廷和，但终究是浪费了时间。
而万历留下的大明虽然是个烂摊子，但朝堂台却是干净，虽然有光宗的一通瞎提拔，但经过朱由校的几次清理，留下的基本都是能听的进去人话的。
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。
如今的皇帝喜欢实干之人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改变了外廷的风气。
不到两日，一份关于赋税上缴的考成法就送到了朱由校的桌子上。
韩爌、周应秋、李汝华、张问达四人站在朱由校的桌案前。
韩爌看着上面正翻看奏章的皇帝，小声的说道。
“陛下，重行考成法，臣等皆以为可，然这惩罚，是不是过重了？”
“重吗？朕觉得一点儿都不重，还轻了。”
回了韩爌一句，朱由校又写了一会儿后，才拿起天启之宝在奏章上盖印，而后交给刘时敏。
“如今大明是个什么情况，你们是知道的。若是再不以重典治吏，用不了多少年，朕恐怕要将自己挂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了。”
“。。。”
对于皇帝的这话，四个人都没敢吭声。
这话太不吉利了。
“考成法暂时就以此施行吧。”
示意将奏章还给韩爌，朱由校又转头看向张问达道。
“张问达，都察院要尽职尽责，对于每旬、每月要做那些事要尽快列个章程出来，把大明如今各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给朕弄清楚。而且朕不希望再看到有御史、给事中越权行事。”
“臣谨遵圣训。”
闻言，张问达忙不迭的点头道。
“臣回去之后，就派人巡视各道。”
“李爱卿，清查京畿地区田亩、人口之事，就由户部牵头，州县官员执行，此事要尽快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闻言，李汝华拱手道。
“臣与袁侍郎商议过后，打算丈量田亩，重订地契，再造鱼鳞册。”
“嗯，想法不错。”
闻言，朱由校点了点头，这李汝华还是很有办法的。
“对于此事，都察院要派遣人监督，防止有人中饱私囊，强索小民田亩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闻言，张问达立刻就拱手道。
这是直接给都察院的言官们安排任务了。
挥手示意众人离去，朱由校又拿起笔勾勾画画了起来。
而随着皇帝要清查京畿地区的田亩，京城再次热闹了起来。
大明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度，这些人总能明着暗着，卡各种祖制的BUG。
此时，明眼人都已经看出，大明到了非要变法的地步。
在皇帝给京官实俸的情况下，各党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共识——清查田亩势在必行。
大明的税基在《优免新例》颁布后，已经被伤了，这税基再不修补，恐怕大伙儿的俸禄拿不了多久，毕竟内帑银不可能年年给外廷挪用。
至于说，动了得利阶级利益的问题，会不会闹出民乱什么的。
只能说想多了。
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，和儒学的普及，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，越年轻，越是气盛。
光是给官员张俸、足俸两件事，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。
毕竟，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，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？
贪污受贿的，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。
而随着讨论的继续，关于加税的事，也被提了出来。
结果就是，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，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。
就单说东林党，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，反对加田税，赞同收矿税（由朝廷收，不是由宫里）。
而以韩爌、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，则是反对加增商税、矿税，主张加大田税。
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，每日操阅两卫，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。
京中的诸党争论，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。
还是那句话，当皇帝强势的时候，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。
商鞅变法，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。
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，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，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，其师首傅公子虔，右傅公孙贾被刺字。
而反例，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。
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，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，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。
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，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。
先是元丰党人碑，后是元祐党人碑。
然后，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，不是被贬，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，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，用一个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。
然而，当蔡京垂垂老矣，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。
同时，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。
那就是文官的节操，越来越低。
以宋末为例，越争越是没节操。
如果说，范仲淹、富弼时期，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。
那么王安石、韩琦、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。
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，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，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。
等到宣和、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，李纲的遭遇和秦桧、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，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而同样的事情，也发生在大明。
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。
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，则是利。
因利而聚，利尽则散。
对于如何解决党争，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，捏住这些人的脖子，物理禁言，然后告诉这些人，干事儿的留下，不干事儿的滚蛋。
皇帝眼里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。
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。
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，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。
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。
武则天看重狄仁杰，但也没放弃来俊臣。
嘉靖用海瑞，但却重用严嵩。
都是一个道理。
无所谓这党那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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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的朱由校，恐怕是大明历史上，除了太祖成祖外，刚登基时，权力最大的皇帝了。
后宫一没皇后，二没太后，仅有的郑贵妃，还是个不受朝臣待见的。
而前廷，同嘉靖相比，杨廷和以拥立之功，聚集了一大批文官，和想要一展心中抱负的嘉靖对着干。虽然嘉靖最终处理了杨廷和，但终究是浪费了时间。
而万历留下的大明虽然是个烂摊子，但朝堂台却是干净，虽然有光宗的一通瞎提拔，但经过朱由校的几次清理，留下的基本都是能听的进去人话的。
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。
如今的皇帝喜欢实干之人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改变了外廷的风气。
不到两日，一份关于赋税上缴的考成法就送到了朱由校的桌子上。
韩爌、周应秋、李汝华、张问达四人站在朱由校的桌案前。
韩爌看着上面正翻看奏章的皇帝，小声的说道。
“陛下，重行考成法，臣等皆以为可，然这惩罚，是不是过重了？”
“重吗？朕觉得一点儿都不重，还轻了。”
回了韩爌一句，朱由校又写了一会儿后，才拿起天启之宝在奏章上盖印，而后交给刘时敏。
“如今大明是个什么情况，你们是知道的。若是再不以重典治吏，用不了多少年，朕恐怕要将自己挂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了。”
“。。。”
对于皇帝的这话，四个人都没敢吭声。
这话太不吉利了。
“考成法暂时就以此施行吧。”
示意将奏章还给韩爌，朱由校又转头看向张问达道。
“张问达，都察院要尽职尽责，对于每旬、每月要做那些事要尽快列个章程出来，把大明如今各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给朕弄清楚。而且朕不希望再看到有御史、给事中越权行事。”
“臣谨遵圣训。”
闻言，张问达忙不迭的点头道。
“臣回去之后，就派人巡视各道。”
“李爱卿，清查京畿地区田亩、人口之事，就由户部牵头，州县官员执行，此事要尽快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闻言，李汝华拱手道。
“臣与袁侍郎商议过后，打算丈量田亩，重订地契，再造鱼鳞册。”
“嗯，想法不错。”
闻言，朱由校点了点头，这李汝华还是很有办法的。
“对于此事，都察院要派遣人监督，防止有人中饱私囊，强索小民田亩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闻言，张问达立刻就拱手道。
这是直接给都察院的言官们安排任务了。
挥手示意众人离去，朱由校又拿起笔勾勾画画了起来。
而随着皇帝要清查京畿地区的田亩，京城再次热闹了起来。
大明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度，这些人总能明着暗着，卡各种祖制的BUG。
此时，明眼人都已经看出，大明到了非要变法的地步。
在皇帝给京官实俸的情况下，各党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共识——清查田亩势在必行。
大明的税基在《优免新例》颁布后，已经被伤了，这税基再不修补，恐怕大伙儿的俸禄拿不了多久，毕竟内帑银不可能年年给外廷挪用。
至于说，动了得利阶级利益的问题，会不会闹出民乱什么的。
只能说想多了。
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，和儒学的普及，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，越年轻，越是气盛。
光是给官员张俸、足俸两件事，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。
毕竟，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，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？
贪污受贿的，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。
而随着讨论的继续，关于加税的事，也被提了出来。
结果就是，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，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。
就单说东林党，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，反对加田税，赞同收矿税（由朝廷收，不是由宫里）。
而以韩爌、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，则是反对加增商税、矿税，主张加大田税。
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，每日操阅两卫，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。
京中的诸党争论，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。
还是那句话，当皇帝强势的时候，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。
商鞅变法，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。
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，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，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，其师首傅公子虔，右傅公孙贾被刺字。
而反例，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。
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，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，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。
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，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。
先是元丰党人碑，后是元祐党人碑。
然后，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，不是被贬，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，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，用一个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。
然而，当蔡京垂垂老矣，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。
同时，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。
那就是文官的节操，越来越低。
以宋末为例，越争越是没节操。
如果说，范仲淹、富弼时期，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。
那么王安石、韩琦、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。
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，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，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。
等到宣和、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，李纲的遭遇和秦桧、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，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而同样的事情，也发生在大明。
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。
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，则是利。
因利而聚，利尽则散。
对于如何解决党争，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，捏住这些人的脖子，物理禁言，然后告诉这些人，干事儿的留下，不干事儿的滚蛋。
皇帝眼里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。
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。
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，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。
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。
武则天看重狄仁杰，但也没放弃来俊臣。
嘉靖用海瑞，但却重用严嵩。
都是一个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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